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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调研回来,在半月谈编辑部谈起农民工问题,我们都流泪了

国考杂谈

2020-04-23 13:08

三个月调研回来,在半月谈编辑部谈起农民工问题,我们都流泪了

国考杂谈2020-04-23 13:08

回头再看,当年做记者时为生民立命的朴素情怀和半月谈锐意推动改革创新的理论勇气,已经熔铸成为记忆深处最值得珍惜的一笔精神财富。

我在新华社福建分社任记者期间,和时任广东分社记者的赵东辉结成“铁搭档”,一起搞新闻调研。我和赵东辉都生于农村,和农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当年广东、福建沿海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将农民工作为调研对象,我们俩一拍即合。

上世纪末开始的“打工大潮”,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但也夹杂着许多不规范、不公平。一边是繁华的都市,一边是破烂的城中村;一边是不断涌入沿海求职的农民工,一边是因工伤而生活艰难的“维权者”。中国城镇化大潮初期的原生态,不加掩饰地在我们面前展开。

我们在前方调研,半月谈在后方随时支招、精编稿件,一系列有关农民工问题的调查报告相继展现给广大读者。回头再看,当年做记者时为生民立命的朴素情怀和半月谈锐意推动改革创新的理论勇气,已经熔铸成为记忆深处最值得珍惜的一笔精神财富。

推动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

2002 年10月17日,我赶到深圳与赵东辉会合,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农民工调研”。这次调研报道产生强烈反响,促进了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并推动了翌年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修改工会章程,明确“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深圳、东莞到泉州、福州、上海、北京,历时3个月,采访200多人,走入农民工兄弟之间,跟他们交朋友、体味他们的酸甜苦辣,倾听他们的诉求呼声。甚至为了真正挖掘农民工如何自我解决欠薪问题,我们冒着危险与一些民间帮派“老大”反复周旋。

2017年9月,吴亮(左)到广东调研时和当年铁搭档赵东辉(右)合影

无论是走在车间工厂,还是请教地方统计部门和专家,我们逐步形成了两个基本判断:

一、农民工的数量已超过传统意义上的、主要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

调研后期,我们到达北京后,辗转于部委和研究机构之间,多方求证这一判断,首次得出如下结论: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进入城镇二、三产业务工的农民已有9200 万人,而同期城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总数为8762 万人。

经过反复推敲和论证,我和赵东辉合作写成《中国产业工人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首次正式提出“农民工数量超过传统产业工人”的判断,并指出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千千万万的农民变成工人,打破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以农民为人口主体的社会结构,中国正在加速走向工业化”。这篇稿件引起强烈反响,为“新产业工人”概念的提出,为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城镇体制必须接纳农民工,否则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由农民工组成的“新产业工人”,大批进入城镇工作生活,我国工人队伍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政府有关管理服务的体制机制与此种变化存在不相称、不适应的问题。在当时这个阶段,在沿海省份外来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区域,由于工会组织尚不够健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调节、维权作用,一些民间机构纷纷扮演起领头、撑腰的角色,使得职工维权局面变得非常复杂严峻,这成为当时我国各级工会亟待解决的紧迫课题。

在半月谈编辑部,我们两个“记者中的农民工”几乎是流着眼泪向时任半月谈副总编辑张正宪汇报了调研情况。当时新华社跑基层调研的很多记者有一个习惯,就是调研结束后到半月谈找张正宪“摆龙门阵”,有时候两瓶啤酒,几盘小菜,就能从中午聊到深夜。我们向张总汇报完情况后,张总也流泪了,他当即决定,以专题报道形式向我们约写一组调查报道。很快,《城市之内、体制之外——聚焦沿海“新产业工人”群体》在《半月谈内部版》刊出。同期,我们撰写的内参稿件也获得中央领导批示。《半月谈内部版》实际上是公开发行的刊物,这“一内一外”的报道,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

2003 年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负责人带队到新华社座谈,了解此次调研的详细情况及成果,为当年的工会十四大吸收这次调研成果做了有关内容准备。2003 年9月,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报告明确提出:“进城务工人员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迫切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把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

工会十四大对中国工会章程还做了一处关键修改,将总则中第四段“中国工会的主要社会职能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和民主权利”修改为“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工会十四大加快了全国各地各级工会将农民工纳入工会服务管理的历史进程,对2008 年工会十五大第一次出现农民工代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提出“和谐成本”和“新二元结构”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明确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新华社发出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公报后,我和赵东辉在第一时间通了一个长电话,形成了一个调研共识: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充分考虑和照顾农民工的利益。我们立即向分社和总社做了汇报,再次启动了农民工调研。

这次调研同样从深圳开始,我们循着广东、福建、浙江的农民工聚集城镇,基本上重走了2002年的调研路线,看望一些农民工老朋友,倾听他们新的呼声诉求。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有了一定改善,寻求民间维权的农民工明显减少了,工会也正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同时,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住房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没有得到重视。支付“和谐成本”,让外来务工者能够享受社会公共资源提供的保障制度,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社会的良好发展环境,势在必行。

在收入较低的同时,大部分外来工并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网中。他们不能像本地居民一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能够参加养老保险的也是少数。浙江私营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员当时有20%,但这并不包括大量小企业、个体户和建筑施工企业。私营企业为员工办理保险也是有选择性的,往往选择为亲戚、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销售人员投保,农民工参加工伤、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比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还要低。

在广东东莞,我们与农民工柯长德进行了长谈。他们夫妇在东莞打工10多年了。柯的妻子在一家酒店当厨师,每月工资700元,柯搞个体运输,每月收入1000多元,这在当地打工者中算是“高收入”,但他们租住当地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平房,居住、卫生条件很差,属于典型的“城中村”环境,房子租金每月350元;夫妇俩都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他们如果不打工,除了回家种地外,没有别的生活保障来源;他们还有一个12岁的儿子,在老家读小学6年级。夫妇俩跑遍了东莞当地的学校发现,一个小学生一学期的各种费用加起来要在1000元以上。他们算来算去,实在负担不起。柯长德无奈地对记者说,在这里打工一点安全感和归属感都没有,干一天算一天吧!

一些农民工说出他们的内心感受:城市的繁华和富裕并不属于他们,他们只是到这里为生计苦苦挣扎的过客。不少外来人员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以及心理失衡等原因,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外来人员正成为沿海发达地区治安、刑事案件的高发群体,甚至成为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老大难”。东莞、深圳等地的公安部门告诉我们,在两地打击处理的治安、刑事案件中,农民工涉案人员占到八成以上。

农民工为推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又像是“嵌入”城镇社会的一个“楔子”,在被挤压的状态下生存,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基本没他们的份。

我们带了一脑袋的素材和问题来到总社,在半月谈编辑部开“神仙会”。我和赵东辉抛出“和谐成本”的概念,得到了编辑部的认可肯定。但怎么计算“和谐成本”呢?我们与编辑部商量,采取“最小化模型法”,就计算一个“标准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生活所需要的基本保障成本,即政府和企业对农民工子女教育补贴、“安居工程”补贴、参加社会保险支出,三者相加,平均每名农民工需要的“和谐成本”为2192元。

这一计算模型并不完全精确,但让决策部门直观认识到,原来只需要支付这些成本,就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大问题”。

这次调研中,我们还首次提出“新二元社会结构”的概念:随着大批农民工进城,有别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和城乡接合部形成城市户籍人口和进城务工人员两种不同待遇、两种不同生活状态的现象,而且有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进而产生社会隔阂甚至社会鸿沟。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融合、解决社会阶层分化有一定的正向推动和认识促进作用。

非常感谢和佩服半月谈的理论勇气,将这些全新的理论概念和社会判断,全部推向公开,供大家思考、判断。我们反复回忆这一过程,如果半月谈编辑部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社会责任感,就不可能承载我们大量的调研报道,不可能将这些“人民内部矛盾”全盘报道出来的,也不可能推动为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富有创造性的建议。

治理现代化中的“农民工课题”

《半月谈》是我中学时期就订阅的刊物,没想到后来成为半月谈忠实作者。从1999年起开始为半月谈写稿,成为“铁杆记者”之一,至今已超过20年。

半月谈伴国人走过了40年,我伴半月谈走过了20年。

在这20年里,我们在记者岗位上见证了国家的快速发展、社会的飞速进步。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走出乡村,在城市安家落户,成为特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建设者,成为城市群体中的一员。“农民工”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被换以“新市民”等称谓。

但“农民工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一部分,依然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大课题,农民与城市、乡村的关系,依然是我关注的大课题。

2018年7月,我离开新华社,转到同济大学任教,同年经国务院领导批准,获聘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自此,我以一名研究者的身份,继续关注农民工,继续做半月谈的“铁杆作者”。半月谈对我也非常支持,同意我在“内部版”开设专栏,围绕城乡基层治理的改革与探索组织深度研讨。

2019年,围绕“城乡融合发展”,我邀请中央党校、同济大学、瞭望智库的专家来到浙江台州市黄岩区,在村里召开专家研讨会,讨论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供给问题,农民就业体系建设,成为我们讨论的一个热点。与专家的讨论成果发表在《半月谈内部版》。

2019年8月,吴亮(左二)在浙江宁波市奉化区调研城乡融合发展创新模型

这一年,我又启动了《新市民租赁住房体系建设研究》这一课题,到重庆、武汉等地深入调研。这次调研让我感触很深,第二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者大军当中的生力军,城市已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城市。但围绕“新市民”,我们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创新与供给。

这一年,我还带领研究小组启动了浙江宁波奉化区城乡融合发展创新模型研究,从多个纬度对“城”与“乡”的关系进行解构,而研究的主体之一,依然是农民工。不久前,我将调研成果的框架向半月谈总编辑叶俊东做了汇报,希望将这些研究成果在《半月谈》展示出来,希望能够激发大家的共鸣与思考。

一次次的调研,一篇篇在《半月谈》刊出。思维碰撞,理念刷新,认知升级,责任担当……这些字眼一一在心头浮现,历久弥新。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举世瞩目的变化,来自农村的我们很清晰地知道,如果不是当年考上大学,我们也可能是农民工中的一员。20年来,每每看到电视或电影里农民工的故事、镜头,常常不知不觉之间泪流满面;每每听到农民工政策待遇改善的新闻信息,心中便油然而生一股自豪和感恩之情。

感恩半月谈,感恩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时代。

(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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